转载 斯大林肃反的原因分析

深蓝

　　斯大林，毛主席已经被国内外的反动派污蔑成魔鬼了，他们把斯大林，毛主席和希特勒并列，污蔑他们和希特勒一样是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的三个杀人狂，他们把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主义并列，目的是一样的，就是想污蔑抹黑共产主义。可恶无耻至极!他们从不区分斯大林和毛主席杀的是什么人，希特勒杀的是什么人，就毫无根据的说斯大林和毛主席杀了几千万人。他们尤其憎恨斯大林的大肃反和毛主席的文革，其实这两个运动是发动的非常正确和伟大的，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以下转载的内容就是揭示了斯大林肃反的几个重要原因

      一、历史原因

　　主要是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教训。斯大林是精通历史的，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历史，他尤其熟悉。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特点就是政权的更迭令人眼花缭乱。从1789年到1815年短短的26年中先后经历了斐扬派，吉伦特派，山岳派，热月党人，督政府，拿破仑独裁一共六个不同派别的统治，随后就是波旁王朝的复辟。

　　米涅著的《法国革命史》中这样说：”在这漫长的经历惊涛骇浪的时期，激烈动荡的形势将国民公会变成了战场。每个党派都希望胜利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并且通过建立自己的制度来巩固它，吉伦特派作尝试，失败了;山岳派作尝试，失败了;巴黎公社派和罗伯斯比尔派都作过尝试，也都失败了。他们只能取得胜利，却不能巩固胜利。这样一场风暴的特点就是，任何人企图建立统治，都要覆灭。一切都是暂时的，统治权，各种人物，各种党派制度莫不如此。只有一个东西是现实的和可能的，这就是战争。” 这本书里还有一句话：“革命所开创的时代总是受到各种不同思想体系的激荡，革命就是这些思想体系的反映。”

　　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法国大革命有许多类似的地方，它同样受着许多不同思想体系的激荡，而且这种激荡更为剧烈。在革命时代的俄国，不仅可能出现象法国大革命那样政局极为动荡，变幻不定的局面，而且完全有可能社会动荡更加剧烈。法国是个小的国家，民族也比较单一，出现这样的局面尚不要紧。而对于领土辽阔，民族多样的俄罗斯来说，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不仅意味着无休止的内战，无休止的屠杀，而且更可能意味着整个国家的解体和不同民族之间的对立。这样一来，不仅整个俄罗斯陷入于难以自拔的灾难，而且对世界也会造成极为消极的影响。

　　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虽然以波旁皇朝复辟而告终，但毕竟已经给封建旧势力以沉重的打击，给世界带来积极的影响。而俄国革命如果陷入那样的动荡混乱则根本不可能进行积极的建设，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那样的话，不但最终不会对资本主义有任何的触动，而且只会使人们对革命厌倦和恐惧。斯大林领导苏联的时候，一定想过“决不能让法国大革命的情形重演，绝不做第二个罗伯斯比尔”，他不但这样想了，而且也真的做到了这一点。斯大林一派的人就象一座巨大的堤坝，在惊涛骇浪中屹立不动，一切反对他们的力量在他们的面前都被撞得粉碎。旁观的人只看到他们的冷酷无情，却没有看到一旦他们退缩松动，那么随之而来的汹涌巨浪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至于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就更加直接和明显了。斯大林在与罗曼罗兰的谈话中说“政权的逻辑就是这样的。在类似的情况下，政权就该是强有力的，猛烈的，和无所畏惧的。反之，它就不是政权，并且不可能被权力所承认。法国的公社看来没有理解这一点。它过分的软弱和动摇不定。卡尔马克思正是为此而指责他们的，他们失败了，而法国的资产阶级并没有饶恕他们。这对我们是一种教训。” 巴黎公社的最主要的教训有两个。第一个是，在1871年3月18日，革命胜利后，已成为最高革命政权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却莫名其妙的停止了开始得如此顺利的进攻”，没有去攻打凡尔塞，结果是“给梯也尔这个邪恶的侏儒以集中兵力的时间”(马克思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的革命领导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民主，忙着在进行公社选举。“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一切声明中都极力强调，它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一个临时的政权，一俟选举出公社，它就交出政权。” 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写给库格曼的信中说“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犯的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它不必要地过分急于将一切权力转交给公社”

　　第二个教训是公社内部的纷争不休。在当时大敌当前，黑云压城的情况下，公社的领导不是为了挽救革命而采取雷厉风行坚决果断的措施，相反他们为了‘民主’起见，“每一个决议都要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才能通过。” 不仅如此，公社领导人还分裂成了多数派和少数派，不断争吵，在5月8日，他们居然还在争论是否要广泛地公布会议内容。少数派的阿尔努说“应该让群众知道我们所进行的讨论，只有广泛地公布我们的会议内容，我们才能够留在这里。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我们的选民是我们的法国和主人，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言行” 到了5月14日，形势已经千钧一发的时候，多数派和少数派竟然还出现了公开冲突。　这种情况公社内部也有人不满，比如瓦扬就说“公社不要再成为一个七嘴八舌的小议会，今天决定的东西，明天就随心所欲地把它毁掉” .　很显然在这样一团混乱的局面下，巴黎公社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此外公社的错误还有：天真的相信抽象的出版自由原则。直到那些反动报纸造谣得太厉害，不得已才在5月18日采取严厉措施，这时候离巴黎公社失败只有12天了。　对敌人也太宽厚“公社逮捕了几百人，但它却连那些携带引火器具的警察也没有枪毙过” 到后来，“整个巴黎都布满了间谍和阴谋家，叛徒和间谍甚至混进了国民自卫军，跻于参谋部的军官之列。凡尔塞分子通过这些间谍获取了城里许多地区的街垒和城防工事图”

　　巴黎公社失败后，就发生了残酷的屠杀。在第五区，区政府杀害了一些儿童，只不过因为他们在那里当过通信员。一位目击者讲：“大的看样子12岁左右，而最小的不过6岁。当他们从一群恶棍中间走过时，这些恶棍狂叫：‘把他们枪毙!枪毙!留着他们将来也是暴徒!’…” 对被捕者只审问几十秒“你参加过武装暴动吗?你为公社干过事吗?伸出你的手来看看。”法官甚至不等回答就作出了判决。对一些人判处死刑，立即枪决，另一些人则押网萨托里集中营。在马尔斯教场，在蒙索公园和市政厅，往往一批就枪决50-100人。在拉-罗盖特监狱一天内就杀了1907人。在许多地方为了加速镇压，还采用了速射榴弹炮。在圣休尔皮士学校，设有一所收容了200多伤员的战地医院，凡尔塞部队杀害了其中半数伤员。医院院长法诺医生因为力图挽救自己的患者也惨遭枪杀。在一些别的医院也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欧仁.瓦尔兰在5月28日被捕后，在居民，警察和士兵的一片毒打、嘲笑和唾骂中被牵着在蒙马特尔游街达两小时之久。他被打得死去活来，连站都站不稳，后来坐着被枪杀了。

　　关于巴黎公社的事实，斯大林当然知道得很清楚，他在担任苏联领导人时一定不止一次的想过决不能让巴黎公社的悲剧在苏联重演。

　　二、本身坚定的信念在这个残酷的时代的反映。

　　我们必须注意斯大林所处的时代本身就是一个残酷血腥的时代。苏联自诞生起就陷入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容易的，可要巩固这个胜利，却相当困难。共产党的敌人是太强大了，反对他们的人也实在太多。用莫洛托夫的话说“甚至在胜利以后，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年，列宁就设想过，我们可能垮台”。在这种情势之下，正如赫尔岑所说“怀着四平八稳的折衷主义是无法战斗的。他被敌对的环境所围困，这环境是强大的，对他占有极大优势，他必须从形形色色的敌人身边杀出重围，树立自己的旗帜，在这里是谈不到宽容的。” 有些人从权势欲和个人野心的角度来理解斯大林，这些人不知道他们以为宝贵的权势名利在斯大林看来不过是如同粪土一般。斯大林这样的人早就把个人的荣辱得失完全抛诸脑后。他们的一切政治行为都出于他们的理想信念。他们的信念已经同他们的血肉，他们的灵魂融合在一起了，成为他们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的全部愿望，全部热情都集中在努力使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最终获得胜利这一点上。而这样坚定的信念不经过真诚深刻的思考，不经过极端艰苦的生活磨练是不可能获得的。吉拉斯在他写的书里说“在我同斯大林谈话的一些内容里，他的两个信念，我至今记得非常清楚。他第一个思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1945年说的。他的第二个思想是1948年讲的。这是我准确的记得的” “他的第一个思想大致是这样表达的：他说，如果我们的思想前提出发点是正确的，那么一切其他的问题就必然由此产生，它们也都将是正确的。……” 这可以清楚地表明，在斯大林看来，如果我们思想的出发点，即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一点是正确，合理的，那么其他的一切，只要是同这一点相符合，也就是正确的，合理的。而在斯大林所处的时代，问题的核心就集中在要使社会主义在苏联站稳脚跟，要尝试着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要建立一种能够代替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只要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也就完成了时代所赋予他们的任务，其他的一切应该由后人来完成，为此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多大的牺牲也是绝不过分的。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为了人们所梦想的所要求的，为未来所有人们而建设的未来的幸福，任何目前的痛苦，自己的痛苦，亲人们的痛苦，都不是过高的代价”

　　所以斯大林他们把整个身心扑在了实现他们的目标上。为此他们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的工作着。他们的确是特殊材料作成的人，象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一样不知疲倦，常人生活中的享乐，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而且他们也看到了他们面对的敌人是如此的强大，所处的环境是如此的险恶，所担负的任务是如此的艰巨。斯大林很清楚的意识到，他们只要一着出错，就会满盘皆输，那时鲜血会白流，汗水会白流，所以他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疏忽，神经始终绷紧着，心也自然会变的冷酷。斯大林这样的人害怕的不是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或权力地位受到威胁，而是害怕革命的果实会葬送在自己的手中。堡垒最容易在内部被攻破;“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情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是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

　　鲁迅所说的这个道理，斯大林当然也是很清楚的知道。而同时代国际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更让斯大林加倍的小心起来。1936年西班牙国际内战，佛郎哥法西斯叛军向首都马德里进攻，当新闻记者问叛军将领摩拉，他的四个纵队中哪一个将占领马德里，摩拉回答说“第五纵队”，意指城内暗藏的内奸。我想这个事情也一定坚定了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决心。他决不允许在苏联也出现第五纵队。

　　有人讥笑：苏联就这样的脆弱，以至于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吗?是的，苏联的确就是那样脆弱，甚至就象躺在虎狼成群的荒山野林中的新生婴儿那样的脆弱。

　　当然，斯大林也知道，肃反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可是他会想，不这样办，那又怎么办呢?难道要重蹈巴黎公社的覆辙，坐等灭亡，任人宰割吗?

　　斯大林对罗曼罗兰所说的一些话还是能够说明问题的：“苏联存在的事实在世界所有国家工人的革命事业有极其伟大的意义。所有国家的资产者都知道这一点，并对苏联怀有本能的仇恨。正因为如此西方的资产者想让我们苏联的领导人要尽可能快的完蛋。” “正如您所看见的，资产阶级在相当残酷地和苏联做斗争，而随后却在自己的报刊上径自喊叫苏联人的残忍。一只手在将恐怖分子、杀手、流氓、毒杀者派到我们这里来，而另一只手却在写布尔什维克不人道的文章。”

　　三、本人经历决定一切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从事革命活动的过程中曾经被捕和流放了六七次，而其中有多次是叛徒和内奸出卖的结果。特别是最后一次，由于内奸马利诺夫斯基的出卖，而被流放到北极圈里的库雷卡村，在那里待了一长段的时间。关于内奸马利诺夫斯基，莫洛托夫有这样一段话“在革命前，当内奸马利诺夫斯基这个布尔什维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布尔什维克中间最优秀的演说家被揭发出来时，列宁都不相信。……孟尔什维克告诉我们，他是个内奸，我们没有相信，认为这是在败坏布尔什维克的名声。……革命以后，我记得在1918年把马利诺夫斯基给枪决了。” 马利诺夫斯基的沙皇暗探身份是在1917年沙皇被推翻，暗探局的档案被公开以后才被证实的。也直到这时，列宁斯大林才相信孟尔什维克没有骗他们。这事情当然也实在是难以置信，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布尔什维克中间最优秀的演说家”居然是沙皇暗探!可这又的确是事实。而如果暗探局的档案没有公开，马利诺夫斯基的身份没有被暴露，一直活下去的话，那么他也就俨然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了。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也给了斯大林以很大的触动。他由此得到的教训是不能过分轻信别人，不能光凭主观印象判断一个人。任何人只要没有确凿无疑的证据来说明他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忠诚，就都可能是叛徒和内奸。这个就是斯大林当时的思维逻辑。在大清洗时，有许多斯大林熟识的和有亲密关系的人被捕时，斯大林都没有亲自去审问他们。一方面这当然是由于斯大林没有时间，他要管的事情太多了，忙不过来。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有斯大林从马利诺夫斯基事件里得到的教训的原因，即不能光凭个人感情，个人印象来判断人，不能徇私情，不能因为个人感情妨碍了对事实的正确判断。而且既然任用了那些负责调查审判的工作人员，就应该信任他们，否则就干脆不任用他们。在这里，斯大林当然也就陷入了某种误区，以至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和错误。

　　综上三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在当时的苏联采取比较严厉的措施，带有一定的时代必然性，而并非是制度或个人的缺陷造成的结果。放在当时的条件下，斯大林采取的措施还是合理的，他的所作所为是应该得到现代的人们的理解和宽谅的。